中国微生物菌种查询网：2019年年末，中国科学院两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CIADS）的项目总部区工程，在惠州市开工建设。随着两大科研“重器”的建设，未来惠州将吸引1500名科学家聚集。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之一。围绕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珠三角城市各显神通——以南沙科学城为代表的一批“大院大所大装置”在广州聚集，深圳形成“6个90%”的创新生态，佛山以民企引领制造业技术革新；东莞、江门也建成了散裂中子源、中微子实验装置等“国之重器”……
与兄弟城市的高歌猛进相比，中山的创新引擎显得不够有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的缺失、高水平大学建设缓速、薄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科研基础设施、缓慢的科研投入增长、短缺的高端创新人才，让中山的创新突围任重道远。
沉舟侧畔，千帆竞发。在科创领域有过高光时刻的中山，为何被时代的步伐抛在了身后？
热闹的珠三角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珠三角是全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发布以来，肩负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历史使命，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出有力的创新脉动。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广州在全球创新集群百强的排名连续3年大幅上升，由2017年的63位提升至第21位。
与中科院签约共建广州南沙科学城、中科院广州明珠科学园，再生医学与健康、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4家省实验室加速建设，建设冷泉生态系统、动态宽域飞行器试验装置、人类细胞谱系、极端海洋环境综合科考系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19年，在“大院大所大装置”引进上持续发力的广州，正谋划打造珠三角大科学装置指挥中心。
重剑无锋，低调的广州已成为原始创新研究的高地。目前，广州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0家，占全省的69%，同时有省重点实验室237家、市重点实验室165家，金字塔形的实验室体系已形成。
目光移向珠江口东岸。曾经，“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奇迹。如今，平均一天58件发明专利的“新深圳速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创新活力。
深圳的创新生态中，超过1.4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其中，“6个90%”为外界所熟知——深圳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近年来，深圳的创新支撑体系，更是呈现出全球高精尖科研力量汇聚的趋势。去年，空中客车（中国）研发中心、波士顿咨询亚太数字中心、埃森哲深圳全球创新研发中心等一批国际知名的研发中心落户，3家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成立，光明科学城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研究等大科学装置开工建设，锐意进取的深圳，正加速迈向全球创新创业创意之都。
在刚刚宣布GDP过万亿的佛山，企业同样成为创新的主角。“制造业的胜利”，也是创新的胜利——美的、联塑、海天、东鹏陶瓷等企业名字，频频出现在省市级的科学技术奖榜单中。通过创新，“夕阳行业”也能走出“朝阳企业”。
在东莞、惠州、江门，被誉为“国之重器”的大科学装置则成为城市创新的有力支撑。其中，东莞继中国散裂中子源落户后，宣布启动东莞中子科学城建设；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CIADS）加快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2021年建成后，将代表我国抢占世界中微子研究领域的最前沿。
从企业到“大院大所大装置”，从行业技术革新到与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对话，珠三角城市在融入全球创新一体化的进程中，一派热火朝天。
中山的渴望
在周边城市科研重器加快崛起之时，中山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同样显得有些寂寥。
2019年中山市科技创新大会上公布的一组数据让人惊讶：2018年，中山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数量从11家减少到9家，成果转化和技术服务收入降幅超过42%；高校向企业转移技术成果265项，比2017年减少了156项，降幅超过37%。
同期，曾经同为“广东四小虎”的东莞，上述两项指标分别增长18.68%、23.12%。
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与开发机构数量也多年未出现增量。根据广东统计年鉴历年数据，中山市政府部门直属的研究与开发机构数量已经多年保持为3个。2018年，在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中山市这一数字并列末位。
即便是中山创新动能最强劲的火炬开发区，放在珠三角来看也显得乏力。根据《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8》，2017年中山火炬开发区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为26.62亿元，低于珠三角平均值的115.82亿元，仅为深圳的1/15。当年火炬开发区的高企数量334个，仅为整个珠三角高新区高企数量的4.6%。
已见诸报端的不少分析文章指出，火炬开发区乃至中山市目前面临的创新困境，在于高水平学校数量和质量不够、对高端科研人才吸引力不够，也存在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缺失、大科学装置无一在此布局。
回看上世纪90年代，即使是在更薄弱的科创底子上，中山火炬开发区凭借灵活的机制，创下了一个个高光时刻。
据《中山火炬开发区改革开放实录》记载，在1990年正式获批成立后，面对“无高新技术基础”的困境，中山首先想到“借脑”——与北京高新区达成合作协议，引进了首批高新技术企业。
1992年初，中山出面运作，在该市召开了教育部属36所重点高校支持高新技术发展、促进高新技术转化的会议。会后，包括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分别把科研成果数字程控交换机、无线寻呼机、单克隆抗体等生物试剂等大科研项目落户中山，由学校派出科研团队带来成果，中山提供起步资金和厂房宿舍，合办公司。
这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到中山创新创业，成为彼时火炬开发区甚至整个中山科创和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可惜的是，当年燃烧的熊熊创新之火没能延续到今天。21世纪初期，火炬开发区发展仍顺风顺水，但到近5年，后劲不足的疲态接连显露。中山市政府也坦承：正面临“以镇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难以为继，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2018年，中山市科技大会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说明：“弱中心、强镇域”的发展模式，让中心城区未能集聚足够资源进行集中建设，缺乏留住创新型和专业管理型人才的吸引力；而镇区建设水平不够精细，公共服务水平不高，亦难以承载高精尖科技项目与高层次人才，导致中山市的创新发展格局很不平衡。
相比之下，同样曾面临过“难以为继”问题的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开始为创新资源的发展做了诸多努力。例如，1994年成立全国第一家为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设立的“高新投”，1999年成立专门从事创业投资的“创新投”。21世纪初，又成立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担保的“中小担”等。为吸引创新人才，自1992年开始，深圳市领导率团到海外招揽人才，开创全国先河。同时，先后出台了多个吸引和服务人才的政策。1999年起举办的高交会，现已成了“中国科技第一展”。
“重器”的选择
科技创新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难以立竿见影。在中山，变化正在发生。其中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中山的科研“重器”有望实现零的突破。
从2018年5月到去年上半年，中山市相关负责人曾多次前往四川，到中物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开展调研，推动中山市政府与该中心就光子科学技术研究和产业应用展开深入合作。去年3月28日，项目正式签约。
去年10月召开的光子科学前沿研究研讨会上，中山公布了该项目的建设蓝图——围绕“发现科学”和“应用科学”两大主线，最终冲击人类创造激光功率密度的极限，研发打造200PW级超高峰值功率激光装置。
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来说，专注基础科学研究的大院、大所、大科学装置能起到什么作用？
以拥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的东莞为例。该装置自2018年正式运行以来，围绕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取得了多项成果，包括新型锂离子电池材料结构、高强合金、金属玻璃、磁性薄膜等。
对东莞来说，该项目更大的意义，在于其对产业转型和城市能级的提升。
围绕中国散裂中子源，东莞正在松山湖片区打造中子科学城。从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大科学装置的人才集聚、技术溢出等效应，将对东莞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产生强大的辐射带动，打造高新技术源泉和高新技术产业摇篮，大大提升地区整体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而东莞的城市标签，也有望从“制造强市”变为“科创之城”。
再看中山光子科学中心。根据规划，该中心构建的“发现科学”主线上，对输出能力为2×10PW的超短超强激光装置的研发，将为先进激光技术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应用，提供巨大源动力。在“应用科学”的发展主线上，中心也将致力于研发面向先进超强辐射源技术与应用的高峰值功率、高平均功率和高重复频率激光技术，孵化面向先进制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和光学光电等领域的先进仪器与装备，孵化支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一流的技术与产品。
蓝图很美好，那么，中山为承接这一科研重器做好准备了吗？
目前，中山的光电产业规模达到500亿元至600亿元，LED照明、高难度的光学显示镜头等主导产品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竞争力。但从整体上看，该产业仍存在科技含量不高、产业链相对低端、优势集中在传统光源等短板，而更为高端、附加值更高的激光产业方面，中山的基础较为薄弱，承接科研重器的高端科技产出的能力，目前还需要打一个问号。
对于城市来说，大科学装置的落户并非一劳永逸。如何规划周边配套，用好这张“科技名片”，解决城市发展内生动力的问题，推动中山跟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脚步，更考验中山人的智慧和魄力。
蓝图已经绘就，中山如何行动，拭目以待。